一、中國奴隸社會行政管理的特色
1.奴隸制時代行政管理的特色。
(1)神權政治色彩濃重。
(2)等級君主制的國家結構。
(3)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家”為模式組建的“家天下”王朝。
(4)原始民主遺風的殘留。
2.中國奴隸社會國家行政管理中原始民主遺風的表現形式。
一是部落時代民主議事的遺風仍在商周的會議制度中有所反映;二是夏、商、周三代都十分重視民情與輿論，設采風之官，實行納諫制度
二、中國封建社會行政管理的特點
1.中西方封建封建社會行政管理的特點。
(1)君主專制體制的時間長。在中國，君主專制體制持續兩千多年，而且是唯一的政體形式;而西歐封建制度則呈現出多種政體形式，既有領主制、貴族民主制，又有等級代表君主制以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而且其中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僅是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過渡形態，持續時間都很短。
(2)權力集中的程度高。西歐國王在實施立法、司法權時，多少會受到代表會議的制約，而中國專制君主的“圣旨”就等同于法律，任何人不得違背不遵。在行政、人事權上，中國專制君主可以“乾綱獨斷”，西歐則不然，對那些用錢買得世襲官職的人，國王無法贖回。在財政權上，西歐專制君主從未取得完全征稅權，而在中國，“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
(3)思想控制方法不同。在西歐，專制君主只能通過行政手段來管理國家，思想上的控制則由神職人員即教會來掌握，即使是自任英國教會首領的伊麗莎白女王也無法取得上帝代言人的資格。而中國自古即有“君權神授”、“受命于天”的觀念，皇帝稱天子，說明其權力直接來自上帝，無須神職人員充當中介，倒是神職人員反而將皇帝奉為精神領袖。
(4)相對完善的官僚體系。中國封建社會伊始，就逐漸形成一整套對官吏的選拔、任用、俸祿、考評、退休等嚴密而完善的官僚體系，這套以文官為主的專業化的職業官僚體系不僅完善而且比較有效，推進了中國行政管理的發展。而西歐國家直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才出現系統的文官制度
2.中國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行政管理的差異。
(1)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夏、商、周實行的分封制實際上是一種小國寡民的社會，各級封君的專制權力在空間范圍上受到限制，僅對統治區內的土地中的直接統治部分享有完整權力。從戰國到清朝，除個別時期外，大部分時間內都保持了統一的王朝形式，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
(2)神權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夏、商奴隸制時期，神權政治色彩最為濃烈，神權的體現者巫史在國家機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進入封建社會后，神權政治因素雖依然存在，但神權政治色彩已大大淡化，帝王的神事活動局限于一些大的慶典，以示王權來自上天。
(3)行政法制逐步建立。在奴隸社會，完全憑奴隸主的意志行事，是無所謂法制的。到春秋戰國之時，為適應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各國相繼頒行成文法。在以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以行政管理規范化為目的的法規。
三、中國古代行政管理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趨勢
1.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專制體制的矛盾。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專制體制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二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矛盾。
2.中央集權專制體制中皇權和相權的矛盾。皇權和相權的矛盾是封建中央集權專制體制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封建社會都是一些大王朝，憑專制君主一人之精力來“日理萬機”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有“助理萬機”的宰相的設置。但皇帝和宰相的分權并不是模糊的，雖也有權相將皇帝置于傀儡地位的事實，但從總的發展趨勢看，皇權不斷擴大和膨脹，相權則一步步縮小。皇權的不斷強化雖然維護了皇帝對行政權的獨攬和國家的統一，但卻妨礙了大臣積極性與主動性的發揮，造成國家機器運轉的遲緩和行政效率的低下，整個行政系統活力因而大為下降。皇權和相權的相互矛盾及其相互制約的關系，對于封建專制體制具有重要意義:正是通過皇權和相權的矛盾關系，來實現封建權力體系的自我調節。
3.中國封建社會行政管理體制中的穩定因素。
(1)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官員管理制度。這是中央集權體制得以延續和在遭到破壞后得以再生的組織保證。中國封建社會官員管理制度與中央集權管理體制的需要相適應，既控制官員本身，又為專制統治服務，封建統治者以此來調節封建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矛盾，弱化社會內部的摩擦，使官僚隊伍按封建統治的要求形成合力。
(2)監察制度的相對完善有利于封建國家肌體的健康。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監察制度是一種具有雙重職能的特殊制度，既是皇帝加強專制統治的工具，體現的是皇帝個人的意志，此乃監察制度的主導方面;同時也應看到監察制度又是地主階級維護封建法制、進行自我調節的機關，反映著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監察機構當是整個官僚系統的去污劑，彈劾不法官吏有利于政權的穩定，加強職官監督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對選官、任官和官吏考核的監督則有利于提高官員隊伍的素質。
(3)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著調節君主專制弊端的機制。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在施政程序上有一套盡可能促使皇帝正確決策的制度，即時人所講的“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原則。二是為防止皇權的濫用，中國封建社會還有一些其他的辦法。比如，通過教育提高君主的素質，儒家治國思想倡導君主“修身以道”，從漢朝起就有儒生給皇帝和太子講授經典的制度。又如，通過神權來抑制君權，大臣可以利用災變向失道的君主提出意見。再如，大臣可利用皇帝生前上“尊號”，死后加“謚號”或“廟號”的尊褒貶抑來對皇帝造成心理壓力，促使其革新政治。此外，開國皇帝所制定的一些制度對后世君主往往有較大的防微杜漸作用，也可以被用來充當大臣制止皇帝越軌行為的工具。
